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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贵州六盘水高二下期末·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唐代县以下分两类基层组织：乡、里为法定行政单元，村、坊为自然聚落社区组织。乡不设专职长官，由下辖五里的里正共同主持乡务；里正由县司遴选，掌户籍编造、赋役征派、督察农桑与治安，是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的核心枢纽。村正由本地白丁充任，主掌村落治安，为乡里行政的补充。唐中叶以后，基层结构逐步由县—乡—里向县—乡—村转变。整齐划一的里功能持续退缩，村行政功能扩张，村正成为乡村治理的实际主导者，国家治理转向依托聚落的综合治理。

——摘编自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

材料二
明初构建了严密的基层治理体系。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甲首，承担钱粮催征、户籍管理之责；里老制度推选年高德劭者剖决民间细事、调处纠纷；同时配套申明亭、旌善亭、社学等官方教化体系，将国家意志渗透至乡村社会的每一户民家。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里甲制度渐趋崩坏，国家转而借助乡绅、宗族、乡约等民间社会力量，形成官民协同治理的格局。

——摘编自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与明代基层治理的异同。（8分）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历史影响。（6分）

相似题

换一批

1．
（2025·陕西渭南华州高二上期末·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法兰西王国在地方推行 “总督—市政官 ”双轨治理体系。总督由国王任命，负责征税与治安；市政官则由本地市民推选，多出自行会领袖或富裕商人阶层。据巴黎大学历史系2025年整理的《波尔多市政档案（1589—1620）》显示，市政官常以 “城市自治传统 ”为由，拒绝执行王室加税令，甚至在饥荒年份私自开仓放粮。他们一方面宣誓效忠国王，另一方面在市政厅议事中强调 “市民福祉高于王命 ”。这种双重忠诚使地方治理既维系了王权象征，又保留了实质自主空间。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江南市镇兴起 “乡绅—里老 ”共治模式。地方事务由退任官员（乡绅）与德高望重者（里老）共同裁断。据苏州府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江县志·风俗卷》载： “民间争讼，先赴里老评理；不服，乃诉于乡绅；再不决，始告官。 ”乡绅主持修桥、赈灾、义学，其权威源于科举功名与道德声望，而非朝廷正式授权。国家对此采取 “默许—备案 ”策略：只要不挑战赋役征收与治安底线，便不干预基层自治。这种 “官民协治 ”格局，使中央集权与地方弹性得以并存。
（1）根据材料一，概括16—17世纪法国地方治理的主要特征。（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江南基层治理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8分）

2．
（2025·辽宁沈阳五校协作体高二上期末·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1517年，王阳明巡抚赣州。到任后，发布《告谕父老子弟》，颁布南赣乡约， “人心大约淳正，急公物纳，守礼畏法 ”。将百姓以十家为单位编为一牌，互相监督，连坐处罚， “一县之事，如视诸掌 ”。重申乡里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职责。兴办社学，新建义泉、正蒙等五书院，以 “匡翼夫学校之不逮 ”。对受灾百姓感同身受，力主缓征粮税。优奖廉官，表彰节义，明发禁约，官员 “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军法。 ”所到之处 “百姓顶香迎拜 ”。

——摘编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等

材料二
早在1912年以前，孙中山指出： “人民自治是政治之极则 ”； “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民 ”； “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权之权、罢免之权 ”。辛亥革命后，认识到 “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 ”而 “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 ”。为了促进地方自治的实行，1920年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对自治的区域范围、步骤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划，并设立 “地方自治局 ”。

——摘编自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等

材料三
1980年，广西罗城等地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自发探索，引起中央的关注和肯定。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委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1998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形成了 “直选 ” “海选 ” “两票制 ”等民主机制。2001年，农村社区进入自发试点阶段，2007年，民政部发文在全国推广。农村社区建设逐渐形成 “一村一社 ”、 “一村多社 ”和 “多村一社 ”等发展态势，重构了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摘编自李春根、罗家为《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王阳明和孙中山基层治理的思想主张。（8分）
（2）根据材料三，概括新时期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特点。（6分）

3．
（2025·江苏部分高中高二下期末迎考·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
北宋陕西蓝田吕大钧创办的《吕氏乡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乡约。吕大钧出于 “邻里乡党、利害相关 ”的认识和 “愿与乡人共行斯道，善相劝勉，恶相告诫 ”的期待创办乡约，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修养为主要目标的理性化的基层自治组织。《吕氏乡约》推行之后逐渐德润乡里、化民成俗，使蓝田民风日渐淳朴，甚至引导整个关中民风为之一变。南宋以后，大儒朱熹十分欣赏《吕氏乡约》的基层教化做法，于是亲自修改其条目撰成《增损吕氏乡约》。在朱熹理学的巨大影响下，南宋许多地方士绅尝试以《增损吕氏乡约》为蓝本组建乡约组织，使南宋乡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明朝建立后，出于接续中原文明之传统血脉的自觉意识，明朝政府继承了宋代儒者治理乡村社会的道德教化主张。明太祖朱元璋创设老人制，并在乡间设立申明亭、旌善亭，以淳化民风、教化乡里。嘉靖八年（1529年）开始，明朝政府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乡约这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他们纷纷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乡约这种基层治理方式加以完善和落实，明代的乡约治理实践也因此成为后世乡村治理的典范模式。清代，乡约逐渐沦为官府宣讲圣谕的工具，日益疏离于百姓生活，最终导致衰败没落。

——摘自吴倩《宋明基层乡约治理的特点与启示》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以来《吕氏乡约》得到推广的原因。（5分）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到明清时期乡约的变化趋势，并简析乡约制度的历史影响。（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