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北京大兴高二下期末·16）汉简与史学研究。（14分）
材料一
“县、邑、侯国卅八……乡百七十……里二千五百卌四……亭六百八十八……”
“吏员二千二百三人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卌三……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
“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十□顷……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
“一岁诸钱入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一岁诸钱出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出卌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

——摘自《尹湾汉墓简牍·集簿》（中华书局1997年版）

（1）《尹湾汉墓简牍·集簿》是西汉时期地方向中央上报的 “上计 ”文书。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说明汉代推行上计制度的目的。（6分）
材料二 （2）阅读材料，概括两位学者争议的核心问题，结合所学，谈谈你对两位学者 “争议 ”的认识。（8分）

（2024·北京昌平高二下期末·16）汉武帝治国（14分）
材料一
（主父）偃说上曰：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于是上从其计。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材料二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汉书·武帝纪》

（1）依据材料一和所学，分析汉武帝采纳 “推恩 ”的原因。（6分）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二对汉武帝的认识。（8分）

（2024·辽宁沈阳高二下期末·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
《史记》《汉书》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存在巨大差异。《史记·封禅书》刻画出一个迷信神仙方术、劳民伤财的昏君形象，而《汉书·武帝纪》塑造的汉武帝则是一个勤政爱民、好施仁政、开拓有为的明君、贤君形象。
汉武帝形象塑造的差异，与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家所处政治环境与撰史思想的不同密切相关。司马迁是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史家。经过汉初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继位之时，西汉国力趋于服盛。但司马迁目睹汉武帝王霸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司马迁故意选取汉武帝迷信方士、求仙问道等诸多荒诞之举加以集中叙述，以表达自己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及其劳民伤财之政治举措的强烈批判。并且在汉武帝执政后期，个人专断作风日盛。司马迁私人撰写《史记》，欲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写史的自由度较高，不会受到过多干涉，从中也可看到司马迁较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而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是奉旨而撰，官方正史意味浓厚，具有强烈的 “尊汉 ”正统意识，处处要维护并强化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儒家思想也逐渐成为两汉王朝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的政治伦理规范，如是否施行仁政、尊崇儒术等便成为评判一个君王是非功过的最高价值标准，东汉的班固显然受到这种思想的深厚影响。同时，班固将汉武帝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君王，也有为东汉后世的君主树立榜样的目的，以鞭策他们建立像汉武帝一样的丰功伟业。

——摘编自王亿千《<史记><汉书>中汉武帝形象塑造的差异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具体的史实分别论证司马迁与班固为汉武帝塑造的形象。（材料所涉及的史实除外，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与班固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不同的原因。（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