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浙江湖州高二上期末·20）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一
三长制实施的同时，北魏改革赋税征收制度，将过去以宗主大户为单位改变为以小 “家 ”为单位，一夫一妇即算作一 “家 ”，使大量部曲、佃客、自耕农及小地主纷纷脱离宗主，离开坞堡，重新成为官府控制下的编户，赋税也直接交给国家。三长制、户籍制和均田令的实施，使国家财政状况大为改善。隋唐两朝在汲取南北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基层治理上进行了多方位的创新，使中国古代进入一个繁荣稳定的新时期。

——摘编自胡宗山《中国古代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简要说明三长制、户籍制和均田令三者共同的历史作用。结合所学，列举隋唐在基层治理上 “多方位的创新 ”史实。（6分）
材料二
（1）如果没有从国王购得手工业执照，任何人不得在巴黎做羊毛织工。凡从国王购得执照者可以国王的名义，出售这种执照，讨价高低，悉听其便。
（3）每个巴黎羊毛织工在其家内可有两台宽织机、一台狭窄的织机，但是在他家以外，不得有任何织机，除非愿意依照行会外的人领有织机的同样条件。
（31）任何人在织造布匹时不得在真正羊毛中夹杂着羔羊毛，倘使这样做，每匹须付10个 “苏 ”（法国古代货币）的罚款，一半归于国王，一半归于会长与陪审员，以酬他们的勤劳。

——《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13世纪）

（2）根据材料二，概括《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概述欧洲中世纪城市基层治理特点。（6分）

（2025·浙江温州强基联盟高二上月考·21）赋役与户籍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一
在秦代，田赋税率实行 “什一之税 ”。汉初，刘邦曾一度 “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汉惠帝时正式实行 “什五税一 ”。汉文帝和汉景帝又进一步调整和降低税率，实行 “三十税一 ”。秦代的田赋征收方式主要是基于 “田亩 ”，但又与 “人户 ”有关，不论农户是否 “受足 ”百亩土地，一律要按百亩之数交纳 “什一之税 ”。汉代则是以土地（田亩）为基准，同时考虑农业产量的因素，根据规定的税率征收田赋。

——摘编自岳庆平主编《中国大通史·秦汉（上）》

材料二
北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和镇市十分繁荣，租佃制生产关系也在全国的主要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唐代以社会地位区分良民和 “贱民 ”以及将普通民户划为九等的户籍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种新的以经济地位，即有无常产区分的主客户制产生了。城中坊廓户有房产者为主户，无房产者为客户；乡村户中有田产者为主户，无田产者为客户。主户又按资产多少分等，其中乡村主户划分为五等，城镇主户划分为十等。这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摘编自陈振《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田赋较秦代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分析推动这些变化的主观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背景、特点和意义三个角度简要评价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6分）

（2024·江西赣州期末·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一
（唐代）在乡里治理中，承担具体事务的人员不是国家官僚体系中的职员，其运行成本并不调动国家的财政资源。里正和村正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代理人，他们彼此及他们与其他社会力量分工协作，完成皇权国家政令的下达。基层的社会力量包括自发形成的 “社邑 ”组织和得到官府认可的民间领袖，他们在基层组织一些公共事务，与基层行政系统相辅相成。

——摘编自刘后滨《唐朝基层政务与国家制度的弹性对接》

材料二
明中期以后，赣南等地流民增多，人员复杂，盗贼横行，地方为盗之风盛行。王阳明便出台 “十家牌法 ”：以十家共一牌，轮流每家一天上各家巡查出入诸事项：敦促各家各户务必尊德重教、遵纪守法，凡有违反规定者，视情节轻重作相应处置，有严重者，须十家连坐。在王阳明拟定的《南赣乡约》中，见有乡村社会的各方力量；一是 “民 ”，包括 “居民 ”与 “新民 ”。二是乡村富豪，包括本地大户和异境客商。约长对于其强横行为，一般是 “令宽舍 ”，并尽力维持公道，如其恃强不听，则 “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 ”。三是胥吏，包括县衙许元巍吏和乡里胥吏。四是官府，他们是民间纠纷、民与大户客商间冲突的最终裁者，也可以究治违反下乡的各色胥吏，也是授予约长权力的一方。约长可以看作乡村中的长老。约长的权力是由官府授予的，他在 “晓谕 ”居民与新民、 “劝令 ”大户客商 “宽舍 ”，以及将不听之民及恃强凌众的大户富商、下乡索利的胥吏送官究冶时，所依靠的，是官府的授权，其根据是官法。

——摘编自董根洪《论王阳明的治国理政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乡里治理实施的条件。（6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与唐朝乡里治理相比，明代基层乡村治理的变化（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