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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河南信阳质检·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
下表为战国时期部分诸子百家的人口思想。据此回答:

诸子百家

人口思想

墨子

提出“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提出早婚、非攻、与民休息、节葬、节制蓄私等增殖人口的办法。

商鞅

提出以农为主体的人口构想;注意人口管理,把“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等列为强国须知的十三数的重要内容。

孟子

提出广土众民说,“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的三宝,主张统治者推行仁政,招徕百姓;强调人应有道德观念,主张孝悌、敬老、慈幼。

《吕氏春秋》

认为人口死亡的根本原因不在战争,而在暴君无道;主张以农业为主体;主张人口自然分工,主张婚嫁从简,提倡世世代代在本乡本土生息繁衍。

——摘编自李瑞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

(1)根据材料,概括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家人口思想的主张。(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时期人口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8分)

相似题

换一批

1.

(2027·辽宁多校开学考·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春秋时期, “公子公孙之无禄者 ”流落民间,以卖其技艺为生, “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 ”。游侠群体往往崇尚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的价值观,主张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如豫让漆身吞炭复仇、聂政毁容自尽全义,体现 “士为知己者死 ”的极端忠诚。这一群体成员涵盖失势贵族、布衣武士及刺客,既有扶危济困的高尚者,也有倚势称霸、肆意陈欲的豪强。《韩非子》指出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战国四公子 “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他们将个人信义和私人交谊置于国家法令之上,聚徒属、立节操,形成独立于官府的评价体系,通过集体行动干预战争与外交。
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全面镇压风靡于战国时期的游侠, “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 ”。汉朝初年, “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提出 “布衣任侠行权,睚眦杀人,虽不知情,罪甚于亲杀 ”的论断,将 “以私义凌驾公法 ”定性为大逆无道罪。启用义纵、王温舒、周阳由等酷吏担任地方要职,授权其不经常规司法程序直接大规模逮捕、处决游侠及其关联者,制造恐怖氛围以瓦解组织。

——以上均摘编自李晓婧《传统社会侠文化与法律文化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游侠群体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10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政府对游侠群体政策的变化所体现的时代特征。(4分)

2.

(2027·浙江名校研究联盟开学考·18)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4分)
材料一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 ”……随着王权衰微,王廷既无能力开疆拓土,亦无能力号令诸侯,过去那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疆域观念便不再符合历史情势,春秋列国或主动,或被动,纷纷开始关注自身疆域的拓展……就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周王很少再进行册封,列国为了安置其国内的大小贵族,维系国内的统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须开拓更多的土地。另外随着戎、狄势力的崛起,诸邦国为了安全考虑,与戎、狄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此过程中,特别是晋、楚、秦、齐等与异族接壤的邦国,通过不断侵迫其周围的少数族群或小族邦的土地,各自成为拥有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

——摘编自王坤鹏《春秋时期列国疆域观念的转变》

材料二
明代的疆域观认为明以前凡已进入统一王朝行政区划范畴的均为中国的国家疆域。朱元璋在给元朝末代皇帝书中说: “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内外,殊方异类,尽为土疆,亘古所无。 ”由此可见,明代疆域观中的 “中国 ”是含括了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各民族在内的国家名称;明朝承认元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并肯定元朝统一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正统的延续;明朝代元而立,必然以 “复我中国之旧疆 ”为平定海内和进行统一的目标。所谓 “中国之旧疆 ”直接指称元朝建立的广大疆域,在此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是 “中国封疆 ”不可分割的部分。

——摘编自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时期列国疆域观的转变,并分析其推动因素。(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明代疆域观的进步之处以及明代 “复我中国之旧疆 ”的举措。综合材料一、二,谈谈你对我国古代疆域观的认识。(8分)

3.

(2022·华大新高考联盟高三11月测评·17)【赋税与财政】(14分)
材料一
管仲认为税收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 “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据此,他提出了 “寓税于价 ”的办法……将税收隐藏在商品里,进行间接征收。 “管仲变法 ”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 “经济组织 ”,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 ”。

——摘编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仅有存银3万余两,列强一再催促庚子赔款并以不干涉之名迟迟未承认中国共和体制,南方革命军也停饷告急,兵变危机频传。为此,新政府保证继承前清条约与承认列强在华既得权益,进行了一场长达一年多引进外资以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国际借款谈判。不过,由于中国官民十分排斥晚清以来被世界列强不断使用的 “改造 ”或是 “维新 ”等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名词,而由为革命破坏后之 “善后 ”以建新国的用字词汇所取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 “寓税于价 ”的作用。(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善后大借款 ”的目的。(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