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浙江台州高二上期中·23）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0分）
材料一

——引自《论语》《韩非子》

孟子、荀子虽然对儒家思想加以发展，但他们这种以 “仁义道德 ”统一天下的思想主张在战国争霸时期终究是纸上谈兵，不能适应战争兼并的形势……由于商、韩思想是将以 “富国强兵 ”为基本目标的功利追求通过 “尚农战 ”、 “重赏罚 ”等突出强调功利予夺的制度性、操作性中介与 “君主专制 ”紧密联系起来，既是商鞅、韩非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战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摘编自乔健《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材料二
“贞观之治 ”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徵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唐朝也被称为 “律令国家 ”，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法国于1804年颁布了《法国民法典》。这部法典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定封建特权，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它确认了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规定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等，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这部法典确立了现代民法体系，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摘编自王贵水《一本书读懂法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之争的胜者并说明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 “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 ”，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6分）
（3）根据材料三，指出《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者并概括其基本原则。结合所学，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简要比较中国《唐律疏议》与《法国民法典》本质上的差异。（8分）

（2021·河北省邯郸市八校联盟高二上期中考试·26）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讼师，又名 “刀笔吏 ”，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 “法律咨询 ”，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帮助其打赢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谋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 “过堂 ”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官司而被视为拨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敞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案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讼师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促使晚清时期引进西方律师制度的因素。

（2021·河北省沧衡八校联盟高二上期中·16）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早期国家时期，治国犹如治家以安定、和睦为先。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社会的每一分子通过血缘关系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 “礼之用，和为贵 ”，诸子百家均认为社会成员之间应和睦相处，不争、无讼。……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所说的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一观点， “成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司法活动和诉讼实践的行动指南……” “无讼 ”理想的渊源也包括 “天人合一 ”的理念，即天人感应相通，合而为一，天道自然和谐的秩序应该为社会秩序所效仿。
材料二
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秩序的井然有序都是为政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中国古代社会亦然。统治阶级鼓吹构造一个无讼、狱空的理想社会，从具有神秘色彩的《周易》所谓的 “讼，终凶 ”，到后世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忍让、不争，都极力反对争讼。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 “无讼 ”的目标，采取各种手段劝民息讼。清代某地地方官的《劝民息讼告示》说： “本府不忍见你如此，所以苦口劝你 ”，若进行诉讼 “家产先已典卖空了，你的身子先已折磨坏了 ”， “枷杖收卡 ” “败了身家，送了性命 ”。此外，审判程序严格（形式化）、诉讼成本高等，也是劝诫民众息讼的理由。调处息讼是州县官的政绩和 “大计 ”（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处，调处不成时，才予以审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建峰《古代民事司法领域怜贫扶弱现象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 “无讼 ”理想的思想渊源及其产生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地方官员热衷于追求 “无讼 ”的原因及其常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