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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山东济宁一模·45）【历史——重大历史改革回眸】（15分）
材料 时至（明）嘉、隆之际，当时用人 “不论其才，只取无过 ”， “不论其大，每以一眚（过失）弃之 ”。 “考察之时，不肖者造作言语，鼓弄风波，倾陷善人 ”。 “今人做官……奔趋巧媚，以为善官 ”，致使 “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禁之不止，令之不从 ”，使明王朝陷入边事废弛，财政困难，民众困穷，社会动乱的窘境。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被授任吏部尚书，提出： “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 ”他责成吏部在甄别人才时， “但系贤能，一例升取，不得复有低昂 ”并 “廉（察）访贤才 ”；用人上 “俟其成而用之 ”，让初选出来的人才，先到有关部门或下属机构任属官，使其取得实际工作的经验，然后再根据需要及本人特点，委以重任。鉴于明中期以来考核中弊端丛生，高拱强调必须严格考核制度和办法， “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 ”，以治效为准，进行赏罚，对贪污官员不仅要罢官削职，还要提问追赃， “以后凡遇有却贿之官，便当纪之善薄 ”。在高拱署吏部事期间，选拔了一批贤能，充实到各级机构，使得诸事废弛的局面有所好转。

——摘编自王兴亚《高拱的吏治思想及其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明朝高拱推行吏治改革的背景。（6分）
（2）根据材料，简要说明高拱吏治改革的主要举措及其影响。（9分）

相似题

换一批

1．
（2019·安徽 “皖南八校 ”第二次联考·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分）
材料一 松江（上海）织染局工匠主要是封建匠户制度下的在籍世袭工匠。他们有内外号之分，内号的工匠于织局各机房集中生产，外号则在家生产，内号所用丝料皆须由堂长、机户领得价银后从市场上购买，外号工匠都以民间机户形式领织，实际上仅仅只是官营手工业工场的场外部分，但要优先完成领织的劳役，才能从事小商品性质的生产。朝廷常因内库所存段匹数量不足，行文各地织染局，在常额之外增派 “急缺段匹 ”，专供内府喜庆及皇帝颁赏之用， “其段有纶丝、纱罗、绫绸、绢锦；其色有大红、浅色；其花样有彩桩、织金、闪色、蟒、龙、飞鱼、斗牛缠身胸背，工甚烦琐 ”。

——摘编自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

材料二 1951年上海国有丝织业对苏联、东欧扩大出口后，大部分丝织厂均系接受中国蚕丝公司的加工代织。80年代起，以 “来料加工 ”、 “补偿贸易 ”等形式，通过引进国外新技术以改造工厂的生产装备。织绸业通过业内专业分工协作，取得了崭新成绩，保持了每台丝织机年提供出口绸超万米的新纪录。与此同时，工业公司会同各厂制订标准产量、标准成本、标准利润，并据以考核，按定额完成率优劣给予合理分配，使生产厂不因品种安排难易和单位产品利润不合理而受到影响，从而使这一时期各项经济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

——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丝绸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上海官营丝织业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12分）
（2）根据材料二，分析上海国有丝织业发展的原因。并结合材料一，指出其与明代上海官营丝织业的相似之处。（13分）

2．
（2018·江苏扬州中学5月质检·21）（14分）唐朝与前朝相比，各种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唐朝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姚崇、宋璟都是玄宗时的良相。玄宗总揽政务之后，宰相从4人进一步减为2人。另外，由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714—724年，无尚书仆射。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步合并。他们渐渐变成一个协调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律的审查和复审。还充当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秘书处的少数重臣。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摘编自【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16—317页

材料二 唐朝御史台组织机构完备，长官为御史大夫，其职责是 “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 ”。御史台完全独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百官进行监察。其次是监察机构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运行依据是《唐六典》，该法详细规定了御史台的员额、品级、权限及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同时集传统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成为御史履行职责、纠察犯罪、弹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据，使御史弹劾过程有法可依。御史制度加上谏官制度、史官制度和 “罪己诏 ”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与权臣的专横，表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性和稳定性。

——摘编自余钊飞《“整肃纲纪、察举百官”的唐代御史制度》

完成下列要求：
（1）依据材料一，概括玄宗时期相权发生的变化。（2分）依据材料二，概括唐朝的御史台有哪些功能与特点？（4分）
（2）皇权专制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纠错，据材料二指出唐朝是如何防止政策失误的？（4分）
（3）结合所学知识并综合上述材料，说明盛唐得以出现的政治因素。（4分）

3．
（2018·山东泰安一模·41）（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 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 ”于是洛克说 “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 ”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摘编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行政监察造成的消极影响。（8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和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在实施中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1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