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河北石家庄高三年级阶段性训练·41）（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在公共危机应急救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汉疫病流行，西汉有11次，东汉有27次。疫病爆发以后，帝王一般会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所欠缺而导致的，并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举办大型祈禳仪式。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诏集转运粮食给流民，并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东汉和帝永元间，曹褒官为城门校尉， “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 “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 ”，到乡村为老百姓治病。两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每逢疫情严重，患病人增多，政府会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

——摘编自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等

材料二 晚清时期，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19世纪六七年代以后，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新型商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同时具有 “我本同处宇内， 有分地无分民 ” 的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发生重大灾荒时， 他们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 为灾区人民募捐灾款和物资，义赈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

——摘编自姜强《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三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局限在自然灾害和社会事故上。2003年 “非典 ”后，针对危机事件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在研究中各有侧重。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5个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汶川地震时，国内媒体从中央到地方全力以赴地对地震和救灾情况进行了及时、充分、生动的报告，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到抗震救灾上，激发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灾合力。

——摘编自刘亚光《浅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时期应对公共危机措施的特点。（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9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发展的主要表现，并简要谈谈你从我国历代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建设中获得的启示。（8分）

（2017·广东湛江一模·40）（25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 “传 ”本指疾病从人体的一个部位转移至另一部位。 “染 ”本指人际交往的影响，与疾病无关。魏晋时期， “传 ”或 “染 ”开始具有疫病传播的意义。人们相信，生病是因为 “自作不仁 ”，所以病人死后，疾病还会转移至家人甚至后代。宋代学会使用药物、咒语处理死者的用品，以防传染。朱熹认为，个人的心术正与不正决定得病与否，而照顾患病的亲人不会得病。明清时期，传染成为说明疫情传播的主要用语。医生认为兵灾之后，大量死尸产生的疫气导致人们生病。民间助葬组织大量出现，地方士绅和政府出资安葬弃尸以减少疫气。

——梁其姿《“传染”概念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古罗马灭亡后，欧洲文明大都不关注公共卫生问题。19 世纪末期，传染病在世界肆虐了12 年之久，霍乱连续18 年侵袭美国。欧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公共卫生问题，努力控制疾病传播。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地方区域实验室、公共教育项目以及大学和其它机构的研究，法律强制公民接种疫苗。白喉、痢疾、猩红热和伤寒的发病率在发达国家日益降低，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减少传染病的发生。1977 年随着索马里治愈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人，人类消除了第一种恶性传染病。

——（美）丽贝卡·弗格森《影响人们生活的历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人对 “传染 ”的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影响。（15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传染病肆虐的原因及人类战胜天花的条件。（10分）

（2014·四川凉山二模·14）（24分） “民以食为天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它的变化可以折身出社会的变迁。
材料一 《凤冈陈氏族谱》载； “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客， 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凯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嗣是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 ”
《维基百科·番薯》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吕宋携带甘薯回中国，试种后， ‘甫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 ’，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 ”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 “海中之人多寿，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也。 ”
材料二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 “糖 ”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w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古印度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人，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 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 “糖 ”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产生了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摘自季羡林《糖史》概述

材料三 直至五、六百年前，食糖在欧洲代表着 “享乐 ”、 “糜烂，在欧洲仍牵起不少道德争议，就如人们今天争论应否吸烟一样！

——摘自季羡林成书于1998年的《糖史》

材料四 中国1958—1963年粮食产量、征购比率与人均占有粮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