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唐朝《唐律疏议》对
“中华
”一词的解释为: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华即中国,一方面它意味着儒家教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天朝王化,凡天子权柄所及之处,皆为中华。晚清西太后与八国联军妥协媾和之后所说的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即为此义。主张保皇立宪的梁启超,1902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是以
“中华
”一词指代包含各族的全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此时
“中华
”的用法已开始突破传统的
“中心
”意涵,向涵盖清帝国疆域内所有民族的
“大民族
”概念延伸。
——摘编自何卓恩、饶翠《晚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双重背景和三种形态》
材料二
1931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
“中国境内有不少的少数民族
”,如像
“蒙古人、西藏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处各种苗黎等民族,新疆、甘肃等省的回族等
”,并提出
“民族平等
”,帮助
“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力
”
“培养民族干部
”等政策。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摆脱了早期受苏联影响下的
“教条主义
”束缚,尤其在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开始逐步贴近中国的实际情况。抗日战争时期
“中华民族
”一词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文献中成为习惯性的固定用语,其内涵也逐渐演变为表达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
——摘编自闫曼悦、朱合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及其知识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至晚清
“中华
”一词内涵的演变。(4分)
(2)综合两则材料,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
“中华民族
”认识的突破,并结合所学分析其意义。(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