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驾崩后，西南部分地区开始不服汉朝统治，多次发生反叛。但是，总体上汉代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不断加强。河泊所简牍材料显示，汉朝在偏远的益州郡已经建立起和内地郡县一样的编户齐民制度，以及各级社会基层组织。河泊所出土的大量基层户籍档案，格式与内地出土的汉代户籍简牍完全相同，如一枚户籍简牍记载：“钥奉宗宁□里户人士伍奉年册五算一卒贫”，清晰记录了一名益州郡编户民众的基本情况。他的年龄是45岁，身份是“士伍”，户口信息登记为某县、某乡以下的“宁□里”。出土的官印封泥中，见有益州、犍为、牂牁、永昌、越嶲等郡，以及益州郡下辖的滇池、建伶、谷昌等属县约20个，还有刺史、太守、守丞、都尉、长史、（县）长、（县）令、（县）丞等不同级别的职官名称10余种。河泊所还出土了《论语》的简牍。 ——摘编自杨勇《河泊所出土简牍封泥与汉代西南边疆国家治理》等 |
唐初，西南地区设有剑南道以及山南西道。安史之乱爆发后，剑南道的一些将领屡屡于节度使更替之际发动兵变。为解决西南隐患，朝廷将西南地区三分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使“三川分立”。元和二年（807年），唐宪宗以宰相武元衡为西川节度使，揭开了“文官治蜀”的序幕。中晚唐剑南三川的文官节度使多系“硕德名儒”，元和二年（807年）后的80余年中“蜀号无事”。文官节度使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在他们的治理之下，西南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晚唐时期，高骈出镇西川，称赞蜀中“户口之多，士卒之众，可以挥汗成雨，吐气成云”。唐朝十分重视安抚南诏、西山诸羌等。南诏是洱海（今大理洱海）六诏之一，仰慕唐朝的先进文化，世代朝贡。开元年间，唐玄宗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 ——摘编自陈乐保《唐朝治理西南地区“三管齐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