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
主要言行 |
世人反应与评价 |
| 1818—1850年 |
潜心经世致用之学,提出治民先富民,富民方强国的见解,关注漕运、盐政等民生弊政 |
乡儒讥其弃圣贤之学,务商贾末技,少数务实学者赞其有效世之志 |
| 1850—1864年 |
辅佐曾国藩创建湘军,提出军强赖于民安,民安源于政清 |
曾国藩赞其才识卓绝,非俗吏可比,保守派斥其空谈误军 |
| 1865—1875年 |
任广东巡抚,积极扶持洋务企业,强调西洋富强之本在政教,末在器物,官办洋务徒耗民财,当许商民自主 |
守旧官僚联名弹劾其废农兴商,败坏国本,洋务派内部批评其混淆本末,危及官办根基 |
| 1876—1879年 |
出使英、法,撰《使西纪程》详记西方议会、教育、工业,提出君维民,民系君的观点,主张师西洋政教以通上下之情,兴民间实业以固富强之基 |
国内士大夫痛骂其“通敌卖国”,《使西纪程》遭清延查禁;副使刘锡鸿罗织罪名弹劾;李鸿章叹其“所见远超我辈,然清议难容” |
| 1880—1891年 |
隐居长沙著书,阐述无民富则国贫,无政教则民散,二者不可偏废思想;提出百年树器物,再百年树人心 |
守旧势力视其为“异端余孽”,所藏西学书被视为“妖书”,早期维新派称其开民主、富强之先声,尊其为“先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