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西周时期，
“礼
”以
“亲亲
”
“尊尊
”为核心，规范宗族伦理与等级秩序，通过教化引导民众自觉遵循；
“刑
”则针对违礼行为实施制裁，形成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
”的互补关系。周公提出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主张统治者需体恤民情、克制用刑，成为
“礼法合治
”的思想雏形。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因社会动荡渐失约束力，法家崛起并提出
“以法治国
”；商鞅强调
“刑无等级
”，主张
“自卿相将军至大夫庶人，不从王令者罪死不赦
”；韩非融合
“法、势、术
”，提出
“法者，编著之图籍，布之于百姓者也
”，既强调法律公开性，又强化君主对法治的掌控，为
“礼法合治
”奠定法律实践基础。
——摘编自杨玲《论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法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等
材料二
汉代初年，统治者吸取秦
“严刑峻法
”速亡教训，陆贾主张
“行仁义，法先圣
”；贾谊提出
“法先王，行仁义
”，倡导德治与法治结合。汉武帝时，董仲舒以阴阳学说阐释
“德主刑辅
”，认为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将
“三纲五常
”融入法律，使
“礼
”的伦理精神成为法律核心，标志
“礼法合治
”思想正式形成。唐代《唐律疏议》明确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辅助之用
”，将
“十恶
”（如谋反、不孝）列为重罪，严惩违逆伦理与君权的行为，同时规定
“老小废疾减免刑罚
”，体现
“明德慎罚
”传统；明清《大明律》《大清律例》延续
“礼法合治
”，进一步强化对
“违背纲常
”
“犯上作乱
”的惩处，使法治完全服务于君主专制与宗法伦理。
——摘编自刘海年《中国古代的法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
“礼法合治
”思想发展的特点，并分析推动其形成发展的原因。（10分）
（2）综合材料一、二，谈谈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4分） |